《大明劫》:讲述的不仅仅是肺鼠疫!

最近重温一部老片子《大明劫》,其中冯远征饰演医生吴又可。几年前就看过,但是当时印象不深,只记得冯远征治疗瘟疫,最后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结尾。最近正好再次看到,赶上新冠疫情,真的非常应景,还是一边干活一边看的,但是比第一次略认真些,对剧中孙督军很感兴趣:这人相当有能力,也有决断力。

搜索了一下“孙传芳”,才知道孙督军的名字是“孙传庭”,前者是个北洋军阀。孙传庭是晚明著名将领,文人出身,山西人,却军事才能了得(袁崇焕同期进士,袁排名40,孙排名41),和洪承畴和卢象升一样,都是晚明猛将。孙传庭曾经剿灭明末农名起义军高迎祥部,而且和洪承畴一起,把李自成打的丢盔卸甲,几乎就灭了。但是崇祯错判形势,以为农民起义军被镇压完毕,1638年调回孙传庭和洪承畴去对清朝作战。没料到李自成重新组织队伍杀了一个回马枪,而孙传庭因为前期得罪了陕西乡绅阶层、亦或是朝廷内斗,导致入狱3年,这三年间,李自成再次做大,1641年攻下洛阳,挥师北上。崇祯此时才慌了手脚,而几员将军或病死或者在抗清,不得不重新启用孙传庭。孙传庭到潼关后,没人没钱,但是崇祯逼迫其出兵对付李自成(大约10万新兵对100万义军),明知必败,却不得不出兵。

《大明劫》讲述的就是出兵前后的事情。1633年肺鼠疫已经爆发,1641年已经传到河北和北京。肺鼠疫比非典还厉害,我感觉甚至比新冠更能传染,肺鼠疫和鼠疫不同,是空气传染的,记得片中冯远征比较了肺鼠疫和另外的病,差别在于:肺鼠疫由空气进入肺部(疠气),依附于膜原之中,难以治愈。这简直就是新冠肺炎!没有军医能治好,冯远征的方法是用猛药激发人体免疫力,帮助病人在7天内形成免疫力,死马当作活马医,是否有效,片中没有详述,仅结尾处说确有疗效。冯远征根据病人的症状,采用分别隔离处置的方法,戴口罩,应该来说对预防大规模传播是有益的。对于我中华来说,这是第一劫!可以看做是天灾

《大明劫》更厉害的一劫是人祸,片中吏治已乱,孙传庭发现土豪劣绅官吏场勾搭连环,一方面土豪侵占军田,一方面虚报人数吃空饷,孙传庭出手整治,土豪反而可以直达朝廷,毁灭罪证,最后无奈孙传庭将43名土豪全部斩杀。即便如此,局势已然不可挽回。片中孙传庭说了一句话,“投笔从戎十几年,我到底为谁而战?”。

片尾,明军大败,死尸漫山遍野,农民起义军在捡拾丢弃的刀枪。吴又可回到老家,1643年写下《瘟疫论》,这是中医治疗瘟疫的第一书,后来其中药达原饮,也用于治疗非典,不知道这次有无用于治疗新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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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1:吴又可其人

吴有性(1582—1652年  ),字又可,汉族,江苏吴县(今江苏苏州)东山人。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。生活于明代晚期。当时吴县连年疫病流行,一巷百余家,无一家幸免;一门数十口,无一口幸存。他痛感时医执伤寒法治温疫不效,遂发奋探求,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而成《温疫论》一书,别开温疫证治之法门。1642年,大明崇祯15年,全国瘟疫横行,十户九死   。南北直隶、山东、浙江等地大疫,五六月间益盛,“一巷百余家,无一家仅免,一门数十口,无一仅存者”。医生们都用伤寒法治疗,毫无效果。吴又可亲历了每次疫情,积累了丰富的资料,推究病源,潜心研究,依据治验所得,撰写成了全新的《瘟疫论》一书,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。他以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,大胆提出“疠气”致病之学说,在世界医传染病学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,因此赢得后人的广泛尊重。


转2:晚明的疫情是什么病

肆虐大明天下的瘟疫由来已久,是甲级传染病鼠疫,是老鼠与人体之间传播,持续后感染肺部,然后经由人体呼吸传染,此刻为肺鼠疫。肺鼠疫经由空气传播,速度比较快,传染者由数小时到三天就可能引起死亡。其实肺鼠疫不仅仅只是肆虐中华大地,欧洲由于肺鼠疫的传播,人口总量减少三分之二,可怕程度可想而知。不过当时的欧洲称此次瘟疫为黑死病。电影大明劫中的瘟疫就是肺鼠疫,是比非典更为厉害的传染病。那么,电影大明劫中的吴又可的达原饮(槟榔、厚朴、草果、知母、芍药、黄芩、甘草七味药组成)是不是真的可以治疗肺鼠疫呢?答案是肯定的,但达原饮并非是直接治疗,而是延缓感染者的死亡时间。由于人体肺部先天没有肺鼠疫的免疫体系,非常脆弱。肺属于体外与体内交换枢纽机构,此病毒会迅速经由空气进入肺部,进而导致血液坏死,导致怀血症,从而迅速扩散到全身。无论是任何病毒,人体都会自适应免疫,人体对于新病毒的抗击能力可以在七天之内形成。达原饮起到的作用,就是一定程度上让患者能够坚持七天以上,甚至更久,最终达到治愈瘟疫的效果。从这个角度讲,吴又可达原饮在肺型传染病方面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,当时达原饮用于控制后来的非典,就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。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历史医案在现代中医中的实际运用。

资料(http://www.seonbs.com/news/328-cn.html):

早在万历八年(1580年),大同、太原等地便爆发过一次规模巨大的瘟疫,史载“大同瘟疫大作,十室九病,传染者接踵而亡,数口之家,一染此疫,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”。

崇祯六年(1633年),山西再度爆发瘟疫,而从第二年开始,由于兴县百姓逃避瘟疫,这场鼠疫开始向周围地区扩散。崇祯九年(1636年)至崇祯十年(1637年),与兴县隔河相望的榆林府、延安府开始相继爆发瘟疫,史载“(崇祯十年)大瘟,……米脂城中死者枕藉,十三年,夏又大疫,十五年,……大疫,十六年,稔,七月郡城瘟疫大作”。

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鼠疫开始蔓延至河北顺德府、河间府和大名府,“瘟疫传染,人死八九”。到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大名府“春无雨,蝗蝻食麦尽,瘟疫大行,人死十之五六,岁大凶”,广平府、顺德府、真定府也开始爆发瘟疫,“至一夜之内,百姓惊逃,城为之空”。

崇祯十四年(1641年)七月,瘟疫从河北地区开始传染至北京,“夏秋大疫,人偶生一赘肉隆起,数刻立死,谓之疙瘩瘟,都人患此者十四五。至春间又有呕血者,或一家数人并死。”这里面所说的“疙瘩瘟”,便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。

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瘟疫开始蔓延至天津,每日受感染死者不下数百人,逐门逐户而过,无人能够幸免。
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疫情进一步扩大,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春天开始转化为肺鼠疫,夏燮《明通鉴》记载“京师大疫,死者无算”,《崇祯实录》则记载“京师大疫,死亡日以万计”,“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。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敛者”,甚至已经到了无人收尸的地步。

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大瘟疫,成为了压死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

关于这场瘟疫造成的伤亡,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准确数字,但根据史学家的不完全统计,明朝万历和崇祯年间的两次大鼠疫,陕、晋、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以上,仅北京城的人口死亡率便达到了20万以上,占到了北京当时人口的20%甚至更多,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。

明朝的灭亡,固然有自身统治的各种问题,然而这场规模巨大的瘟疫,显然成为了压死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,他不仅直接加剧了天下大乱的程度,导致明末各地农民起义不断,更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和明朝的灭亡。最典型的便是孙传庭的阵亡,当时的孙传庭正苦于鼠疫横行,人死过半,面对朝廷的不断催促,孙传庭最终只能带着缺衣少食的士兵前去出战,最终战败身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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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3:孙传庭和晚明–“传庭死,而明亡矣

作者:历史阿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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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29908299/answer/7427683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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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首发我的公号最爱历史,只做深度历史文章,欢迎各位移步关注。原文在此:最后的英雄:帝国无人可用,而名将在牢里?mp.weixin.qq.com最后一战,扼守潼关的大明督师孙传庭,明知出关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作战,必死无疑。崇祯皇帝不听他的解释,一再催促他出兵,不得片刻延迟。孙传庭原本可以抗命,他的秦兵,是帝国最后三支军队之一。但他没有抗命。他迫不得已率军出关,挥师东向。出关时,他顿足叹息:“奈何乎!吾固知往而不返也。”不久,孙传庭惨败,部分残兵退回潼关。李自成一路追击,破关而入。孙传庭原本可以逃命,像历史上无数战败的将领一样。但他跃马挥刀,冲入战场。死得惨烈。这一年是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距离大明王朝的覆灭,不到半年时间。史书说,“传庭死,而明亡矣”。


▲1 有人造就时代,有人被时代毁灭。

不知道孙传庭属于哪一种?最爱君读孙传庭的传记,一个很明显的感觉,他是二者皆有之。在与时代的撕扯中,他曾有意远离之,亦曾主动拥抱之,最终选择与整个时代“同归于尽”。此生悲壮,唯余浩叹。孙传庭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,此时离大明王朝覆灭,不过51年。而孙传庭最终活了50年,一生堪称与帝国命运相始终。他是代州振武卫(今山西代县)人。尽管出身军籍家庭,但他自小聪明绝伦,13岁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童子试。不知道史书有没有夸张,说孙传庭在随后大小数十次考试中,通通都是考头名。26岁那年,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。他顺理成章地考中进士,不过名次不算高,是三甲第41名。之所以要把他的名次写出来,是因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:这次进士考试排名,比孙传庭高一个名次,即三甲第40名的那个人,叫袁崇焕。日后,这两个名次相挨着的进士,一个是帝国在辽东的猛将,一个是帝国在陕西的王牌。历史在冥冥之中,已经为后来的崇祯埋下了两个预设的时代英雄,但后来的崇祯一个都没有珍惜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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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2 考中进士就开始当官,孙传庭的仕途起点是知县。

他先后在河南永城、商丘做过知县,口碑颇好。当地人评价说,孙知县文武全才,绝非一般俗吏能比。用现在的话说,他是一个好干部,关心民生疾苦,敢于动真碰硬。大约在地方做了五六年知县,天启五年(1625年),孙传庭入朝述职,得到提拔,成为吏部官员。但不久之后,他突然辞职了,回老家乡居,而且一去就是十年。从32岁到42岁,那是一个人生命中拼事业最关键的十年啊。孙传庭就这样轻掷掉了,多么可惜。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。其实,没那么难解。孙传庭后来虽以武将闻名,但他是一个十足的文人士大夫。他入朝廷时,正是魏忠贤专宠、权势最盛之时,从理念上,他同情东林党人,而对阉党不甚感冒。朝局因为党争而污浊不堪,这名儒家的忠实信徒,遂决定以奉母尽孝为名,辞职回乡。孔子曾说,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孙传庭以归隐的方式,远离朝廷是非,同时对朝廷进行了含蓄的批判。在一个稍微正常点的时代,归去来兮,也很正常。但孙传庭生活的时代,却不时与他的内心诉求产生剧烈的冲突。最典型的是,在他乡居期间,从崇祯三年(1630年)起,农民起义军冲入山西。他的家乡成为官军与义军对抗的前线。最终,现实战乱让孙传庭无法超然世外。他写诗说:湖海怜多病,乾坤苦用兵。彷徨清不寐,倚剑看挽枪。人是闲散人,心却揪着帝国战局。到了崇祯七年(1634年),后金的军队竟然从大同、张家口突入塞内,并攻克了孙传庭的家乡代州。大明帝国的最后十几年,诚为多事之秋。内忧外患,内有流寇起义,外有满人寇边,最后,这个老大帝国,不是死于内,就是死于外。孙传庭真的坐不住了。他给崇祯上了一道疏,叫《有敌情必有虚怯之处疏》。看名字就知道,这是批评内政的。他在等待机会复出。时局变得越来越坏,他变得越来越焦灼。他早已不在局中,完全可以置之不顾,乘桴浮于海,但这就是传统士大夫的可贵之处——国难当头,舍我其谁!有人跟他说,先生想复出,但天下事恐怕不可为啊。孙传庭很生气,说,这是什么话!要自己做过才知道可不可为。现在就从我开始做起,有没有用,那是命的事,我不管。儒家的出世与入世理想,在一个人身上统一得如此完美。


▲3 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

崇祯八年(1635年),孙传庭复出那一年,许多人已经一眼望见了帝国的尽头。好在有一些人在救时救世,不然这个尽头会来得更快。那一年,崇祯家族在凤阳的祖坟,被起义军烧毁。崇祯下了罪己诏,反思明朝进入内外交困的处境,是因为所任非人,导致“虏猖寇起”,“虏乃三入(三次入关),寇则七年(作乱七年)”。次年,1636年,孙传庭被推荐任陕西巡抚。推荐者或许不怀好意,因为陕西当时是所谓“贼窝”,叫“贼乱关中”,从1626年至1636年间,陕西巡抚连换了7人。没想到,孙传庭欣然接受,表示“亦愿一当也”。临行前,崇祯接见。孙传庭委婉地表示,臣恐怕不能徒手扑强贼。意思是要皇帝提供士兵和军饷。崇祯紧皱眉头说,给兵难,给饷更难啊。犹豫了半天,最后给了孙传庭6万两军饷,后面的缺口,让孙自己想办法筹措。靠这笔启动资金,孙传庭从无到有,征募了一支3000人的军队,进入潼关,开始了叱咤风云的个人传奇。崇祯时期,大明进入一个后人命名为“崇祯死局”的困境中。简单说,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政短缺,财政短缺反过来加剧了天灾人祸。由于财政短缺,政府为解决辽东战场与后金战争的经费,遂加征“辽饷”;由于辽东战场开支形同无底洞,政府开始人员收缩,对官办驿站进行裁撤,导致被裁员的驿站工作人员加入流寇队伍,故朝廷不得不在“辽饷”之外,加征“剿饷”,剿除匪寇专用;由于征收“剿饷”加重人民负担,民怨达到顶点,把更多人推向起义军的队伍,“匪寇”越来越多,剿匪随之需要越来越多的士兵,于是朝廷开征“练饷”,专门用于练兵。如此,偌大的帝国左支右绌,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,根本无力走出死循环。


▲4 到了陕西以后,孙传庭显然已看出“崇祯死局”是个死结。

如果继续加饷—养兵—剿匪的套路,只会死得更快。他采取的是另一套做法:挑战潜规则。尽量不加重百姓负担,而寻求向富户豪门下手。按照制度,明朝的卫所均实行军屯制,但到了明末,屯田已被权贵侵蚀殆尽,而士兵则只是花名册上吃空饷的一个个名字而已。孙传庭不是第一个发现问题所在的人,但他是第一个发现问题而不装睡的人。他贴出告示,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,“地不容失一亩,粮不容遗一粒”,拒不执行,则直接枭首示众。据说,占屯田、吃空饷已从潜规则,变成了明规则,人人皆知,而人人见怪不怪。当地权贵面对孙传庭的来势汹汹,自信人性自有弱点:只要他是个人,不是机器人,就能花钱搞定,10万不够就100万,100万不够就1000万。他们此前或许已经搞定了无数巡抚,但没想到孙传庭是特殊材料制成的。权贵富户被孙传庭收拾得很惨,他们对孙传庭恨之入骨,以后则反扑过来加速了孙传庭悲剧的诞生。孙传庭依靠清屯,最终养成了一支精锐的秦军。他对自己的经验颇为自得,给崇祯上疏说,以后陕西剿匪、练兵,不必仰求国家财政部接济了。他是想让皇帝明白,打破潜规则,从权贵手中清屯,才能解开帝国沉沦的死循环。但崇祯对比了加征剿饷和清屯的效率,还是倾向于来钱更快、更简单的加征剿饷。所以只是下旨奖赏了孙传庭,而未采纳他的做法。孙传庭无奈。


▲5 孙传庭还来不及叹息,战争已经让他一战成名。

当时,朝廷任洪承畴为三边总督,专剿潼关内的义军;任卢象升为五省总理,专攻潼关外的义军。孙传庭的任务,是协助这两人作战。洪承畴和卢象升,都是帝国最有名的武将。洪承畴手中的秦军,卢象升创立的天雄军,与正在抵抗后金的关宁铁骑齐名,均是明朝的主力部队。即便如此,洪、卢两人都承认,并未能重创“闯王”高迎祥的义军。孙传庭的秦军练成后,设计引诱高迎祥深入关中,在著名的黑水峪(今陕西周至县黑河水库)之战中,活捉了高迎祥等义军主要将领。高迎祥等人被押往北京,凌迟处死。孙传庭一战成名。随后,他连续剿灭了几股重要的义军势力。一时间,他的威名几乎盖过洪承畴了。义军在陕西遭到强力阻击,遂大部转移到河南发展。崇祯十一年(1638年),孙传庭奉命出征,过天星、混天星、大天王等几股义军势力兵败投降。此时,遭到洪承畴追堵的李自成部,势孤失援。传说,洪承畴与孙传庭合力,打得李自成仅剩十八骑突围而走,几乎全军覆灭。十八骑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,但李自成部被打得七零八落,则是事实。加上此时张献忠、罗汝才等义军首领都投降了朝廷,明末农民起义走到了最低潮的时期。于是,帝国中枢认为内乱已经平定,朝中要员纷纷庆贺“天下无贼”。这为崇祯误判形势营造了氛围。长期以来,明朝都在攘外和安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摇摆。最终,崇祯听从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,“攘外必先安内”,向清军释放缓和气氛,全力对付内乱。听到李自成大败、张献忠投降的消息,崇祯断定内乱已平。加上清军放言将要南下,崇祯决定由“安内”转向“攘外”,下令洪承畴、孙传庭入卫京师。在此之前,卢象升也已从剿寇主战场退出,被任命为宣大总督,抵御满洲铁骑。崇祯朝最后一次重大国策调整,悄然完成。但这次调整,埋下了四五年后明朝“亡于内,而非亡于外”的伏笔。明末清初史学家吴修龄说:京城有警,洪公(洪承畴)、孙公(孙传庭)一去一留,及为正计,而齐撤之以开贼生路。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,如果调洪承畴入卫,而留孙传庭继续剿寇,明朝的历史极有可能被彻底改写。但现实却是,崇祯把帝国最猛的将领和部队,通通投入攘外,使得中原出现了剿寇的兵力空虚地带,义军很快“春风吹又生”,卷土重来。《明史》记载,洪承畴、孙传庭离去后,李自成“稍得安”。李自成获得喘息机会,借用河南大饥荒的机遇,以“迎闯王,不纳粮”相号召,在河南重新聚拢起庞大的队伍。这次,明朝没有机会了。更可悲的是,入卫不久,孙传庭蒙冤,竟被投入监狱。帝国无人可用,而名将在牢里。


▲6 关于孙传庭入狱的原因,已很难清晰呈现。

但离不开这几个基本因素:陕西权贵的诬告,朝廷高层的内斗,以及崇祯的刚愎自用。孙传庭曾说:“臣以痴忠,取忌当路者甚众。”因为真心为国尽忠,他得罪了太多人,隐约有不祥的预感。孙传庭为人直率,他对当时的国策和朝政很不满,所以一直在上疏请求面见崇祯。在奏疏中,他直言:今日之事,臣不能,谁为能者?臣不任,谁肯任者?……独是向来悠悠忽玩,夸张诞妄,虚廿余年岁月,糜几万万金钱,而秋毫罔绩,遗忧君父者何人?已经入阁的兵部尚书杨嗣昌看到这些语句,认为孙传庭是在批评自己,加上当时京城盛传孙传庭将要取代杨嗣昌,于是他扣下孙传庭的奏疏,阻止陛见。受此刺激,加上常年征伐劳累,孙传庭突然发病,病情一度严重到让他不能正常办公。痛苦煎熬中的孙传庭,却不能获得朝廷体恤。朝中大员因为权斗,互相攻击,还把他拉下水。内心骄傲的孙传庭难以接受被人诬告,再次上疏自求罢免。崇祯这次接到他的奏疏,不仅不同情,还怀疑孙传庭装病。崇祯随后命令兵部派人去核查孙传庭到底是真病假病。兵部核查后,回报孙传庭确实发病了。他还不放心,继续派出御史杨一儁,去复查孙传庭的病情。恰在此时,又有人诬告孙传庭。杨一儁查明孙传庭病情属实后回报,却未将孙传庭被告之事上报。崇祯因此十分恼怒,上纲上线,下旨申斥孙传庭“托疾规避,显属欺罔”,还说孙传庭面对诬告的辩解之辞是“泄愤”,是孙传庭与杨一儁合谋欺骗他。一个皇帝的无情而多疑,到了此等地步!就这样,孙传庭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,被关进监狱,长达三年。明末翰林院编修吴伟业慨叹,孙传庭入狱,明朝“危亡之局,实决于此”。即便他日后获释并被重新委以重任,但为时已晚,大厦已倾,谁也救不了明朝危局了。崇祯亲手把帝国最后的长城,毁掉了。孙传庭入狱,李自成做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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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帝国名将正在凋零。

孙承宗、卢象升均在孙传庭下狱前后死去,洪承畴、祖大寿则“晚节不保”,投降了清军。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李自成攻破洛阳,福王朱常洵被剥光洗净,宰了,与鹿肉同煮,义军称之为“福禄宴”。接着,李自成兵围开封。开封告急。崇祯环顾四周,无人可用,这才想起了义军的“克星”、身处牢狱之中的孙传庭。释放,重用。史载,崇祯以5000人和一个月的粮食,命孙传庭出击李自成的百万之众。孙传庭临危受命,明知是以卵击石,却毫不推脱。他知道,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战了。孙传庭大集诸将于关中,先诛杀了数次临阵逃脱的贺人龙,重整军纪,再厉兵秣马,打造火器,准备出征。然而,孙传庭备战的时间无多,崇祯一再降旨,催促他出战。孙传庭无奈回复:“兵新募,不堪用。”崇祯不听。兵部侍郎张凤翔劝谏说:“传庭所部皆良将精兵,此陛下之家业也,须留以待缓急用。”崇祯仍不听。陕西的权贵富户,恨透了不搞潜规则的孙传庭,也以人民的名义,逼迫孙传庭出关。他们甚至制造舆论,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,是想割据关中。孙传庭捶胸顿足,悲叹一声:“大丈夫岂能复对狱吏乎?”崇祯的多疑猜忌,他是领教过的。他宁可战死,也不想蒙冤二次入狱了。后来,吴伟业在纪念孙传庭的一首长诗中,记录了时为兵部尚书、总督七省军务的孙传庭出关前的心态,悲凉而又豪迈:尚书得诏初沉吟,蹶起横刀忽长叹。我今不死非英雄,古来得失谁由算?作战过程,最爱君不忍细说。总之,经过柿园之战、郏县之战,孙传庭两战皆惨败于李自成。李自成乘胜追击,破了潼关。最后一战,是50岁的孙传庭个人的战斗。战死沙场,在污浊的时代,无疑是英雄最体面的死法。他与监军副使乔迁高两人,跃马挥刀,冲入乱军中,力战至死。死后,连尸体都找不到。崇祯因为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,竟然怀疑孙传庭逃命去了,所以不下表彰和赠荫。可惜,孙传庭至死,都未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待遇。但在历史的长河中,孙传庭死后有无皇帝的褒奖一点儿也不重要了。史书载:(孙传庭)值国家多难,一意以拨乱为己任,毁誉祸福勿顾也……自十六年(1643年)十月丙寅贼破潼关,传庭死,越五日遂陷西安,明年(1644年)三月陷京师,传庭一身实系天下存亡。孙传庭死后不到半年,大明亡于李自成。所有人都对明末败局看得清清楚楚,只有崇祯临上吊前还在责怪别人,不曾反省自己。一个可悲可恨的末代皇帝。


8 乱世出英雄。

读史的人,最痛惜以至痛恨的两个时代,一个是晚清,另一个是晚明。这两个时代,诞生了多少能人,多少英雄,但他们都无法阻挡历史的大势,唯有一个个化成悲剧,让人扼腕叹息。晚明从戚继光起,到李如松、孙承宗、熊廷弼、袁崇焕,再到孙传庭、李定国、张煌言,明朝在战场上涌现出来的著名文臣武将,一茬接一茬,任何一个都能够独当一面。但他们无一例外,均以悲剧收场。要么死于政治,要么殁于战场,要么殉于气节。每一个都是时代的大悲剧,个人在其间毫无回转的余地。能人无法挽救明末颓局,说明高居在这些能人之上的权力和体制,已经腐朽不堪。忠义如孙传庭者,无能为力,唯有以死殉葬。历史从来都是旁观者清,当局者迷。后人可以跳脱时代,看清明末清初的大势,但那些个英雄身陷历史的棋局,只能以道德和勇气相互砥砺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前路分明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,他们仍然前赴后继,以身许国。这是晚明悲剧中,最让人动容的地方。我读晚明史,恨崇祯,恨言官,恨内斗,恨党争,恨两面派的文臣武将,唯独对坚毅赴死的战场败将,对屡遭政治构陷的悲情英雄,心生敬意。孙传庭悲剧,在历史中无数次重演。但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,就是当局者从未在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。卑鄙是小人的通行证,悲情是英雄的墓志铭。仅此而已。参考文献:[明]孙传庭:《孙忠靖公全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8年许文超:《明末名臣孙传庭研究》,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8年陈岸峰:《吴梅村<雁门尚书行并序>与<绥寇纪略>的诗史互证》,《安徽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18年第4期樊树志:《崇祯: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》,《学术月刊》,1996年第7期编辑于 2019-07-09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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